对死亡的看法
第一章 「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
九、走向人生旅途的终点
P127
一个人如何对待死亡，最直接地反映了他人生思想的核心内涵与特点。苏轼对此早有思考。如在熙宁五年（1072年）所作的《墨妙亭记》中就认识到「人只有生必有死」是个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所不用」，所有养生就死之法都用尽了，「至于不可耐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他提出要「知命」，又要「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这是苏轼应对死亡的一种思路。比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多了一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P138
黄庭坚《与王庠周彦书》也诉说了他当时听到常州来人相告：「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他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他有个最好的完成。
「寄寓」思想
第六章 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
一、颜子学与「寄寓」思想
P553 解释「寄寓」
在本书论述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部分，我们已经提到过「寄寓」思想。大致「存性」有二种方式，一是「独存」，一是「寄寓」。颜子的不借外物而自得其乐，被认为已达「独存」境界，此惟颜子所能，其他人则未免有所「寄寓」。所谓的「寄寓」，就是与外物相接，但不陷于物欲，只是以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游观之，聊寓其意。相比之下，「独存」是不假于外物的，「寄寓」则未免假于外物。
在我们看来，「独存」未免过于枯槁，那境界虽高，却不发诸事业、见诸文章，没有付诸创造的活动。所以，「寄寓」是更值得重视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从苏轼的真实的人生态度来看，他也是更赞赏「寄寓」的。而且，「寄寓」思想还有更为深刻和宽广的内容，不能被颜子学所囿。「寄寓」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由此态度走向颜子的「独存」境界。在苏轼看来，它还是人生的真实的生存境况。也就是说，生命本来就是一段「寄寓」于人世的或短或长之过程，人生的本质就是「寄寓」。
P559
肯定「寄寓」当然不是执着身欲，而是在把人生的本质理解为「寄寓」的同时，要求把「寄寓」作为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将真正的人「性」体现于人所能做的各种事情中，不是本着私欲来做事。……所以，「寄寓」思想的深层含义，乃是审美的人生态度。由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是转悲为喜。在上面列举的苏诗「吾生如寄耳」的九例中，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悲哀中解脱的过程。
P561 苏轼于庄子的不同
「寄寓」思想，在庄子那儿，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消极体认，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在苏轼这儿，便转化为对人生的诗意的深刻阐发，对创造性活动的积极肯定，对世间利害得失的本质超越。苏轼的「寄寓」哲学，融合了儒家的创造精神与道家的超越精神，将创造性与超越性推阐为「寄寓」意义的两个方面，在「寄寓」上统一起来。……所以，虽然苏轼的「寄寓」哲学颇与「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方法类似，我们仍认为，以「寄寓」来统一超越与创造，乃是苏轼在人生思想方面的独创。
其它摘抄
第一章 「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
六、成为元祐大臣
P102
然而，苏轼的可贵处，在于他并没有在仕途的顺境中停止独立思考。他马上就意识到，依司马光的思路将局面「更化」到「新法」实施以前即宋仁宗时代的状态，则仁宗时代的财政、国防、吏治诸问题将重现，而那恰恰是神宗、王安石想通过「新法」来解决的。
第二章 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
四、苏轼哲学的特色
P215
笼统而言，宋明道学的全部内容，都是整合三教（儒释道）而来的。只是有的哲学家公开承认，有的则讳言之，而苏轼兄弟不但公开承认，而且还有不少明确倡导整合三教的文字。……思想不是从圣贤那里承袭而来，必须面对事物本身，直探其本源，也只有这样，道学才能从儒家经学中脱胎，成长为真正的哲学。在苏轼以前，欧阳修已经对正在形成中的道学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反对割裂经文以曲成一说，努力把他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的常理和人之常情上面。仅此而言，欧阳修对道学的贡献就远在「宋初三先生」以上，因为他摆脱了对经典、权威的依傍，而另宋学的主导精神——理性精神凸显出来。
P220
因为他（苏轼）认为「道」的「全」即万物各当其理、天下之所同安才是「善」，所以他不同意从一家的原则、教条出发去药毒天下，而主张胸无成见（「无心」）地顺应万物本身的理势，顺应人情民心、公论士望（王安石所谓「流俗」）而行事。
第三章 通古今之变：苏轼的史学
P228
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濂洛关闽之学的最深锢疾，其来由正如苏轼所谓：「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一周、孔誉己。」北宋中期兴起的这种学风，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即我们所称道的那种不惟圣、不惟贤、自断自信的宋学主导精神，但他也的确容易滑入历史虚无主义，过于自信而否定历史。苏轼在坚持自立自断精神的同时，仍具有历史感，不能不说是卓越的。
第四章 立朝大节：苏轼的政治态度
二、政见
P400
从苏轼对于以上朝廷大事的见解来看，他的持论确实没有受「新法」或「更化」两种「国是」中哪一种的制约，既不沿袭神宗、王安石的成说，也不全盘抛弃，事事反之而行。他确实是在做「校量利害」的工作，凭其认识到的实际情况，来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虽所论未必皆确，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章 文艺成就与美学思想
一、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
P426
「乌台诗案」……来自庙堂的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的人生思考发生变化。……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物，其价值观念中的庙堂意识不可能消除殆尽，但当自身处在被庙堂否定的境遇时，如果不甘沉沦于屈原那种抱恨终天的悲愤之中，则必要寻求另一种精神支柱，必要去创造另一种可以实现于庙堂之外的价值，比如自托于学术，寻味哲理，研究历史，并著述立言；或放浪于山水，寄情文艺；或解脱于佛老，以调养心灵，等等。凡此种种，谪居时期的苏轼都一一去做，……但是，苏轼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之大在于，他不曾遁入佛老的出世之路，而寻求到了另一种入世的价值。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却以庙堂为价值所归，佛老思想在理论上是肥遁于庙堂之外的，却又走向出世。苏轼受佛老思想滋养而得以超越庙堂，但不由此从其出世，却仍保持了对人生、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执着于追求，他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到了真正足以栖居的大地。「大地」的意义就是：一种入世的，却不指向庙堂的价值所寄。具体来说，它包涵了苏轼在黄州的所有行为（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参禅悟道以及对政治民瘼的依然关怀等）的价值；总体上说，则它承载起一种充满诗意的生存境况，就是一个人在天地间「如寄」的生存。「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一个不卑屈于庙堂，又不离弃人世，安然若素，充满诗意地寓居于大地之上的苏轼，正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传统思想的三教互补体系包含着一个「出庙堂即出世」的逻辑错误，但苏轼所寻求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刚好弥补了这个错误，对于后世文化人的生存模式的陶铸，对于国人生命灵性的启沃，是至深至巨的。
P428 — P431
苏轼精神寻求大地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上诗意展现的过程。黄州时期的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 抒写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题材。比之任职时期，政治社会诗减少，个人抒情诗增多。
- 其创作风格除了豪健清雄外，有发展了清况简远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后岭南时期平淡自然过渡的消息。
- 在散文方面，抒情性大大加强，注重于抒情与叙事、写景、说理的高度融合。
四、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折
P542
总结起来说，中国审美文化在宋代实现了一大历史转折，这个转折包括雅文艺走向文人趣味的追求和俗文学逐渐兴盛两个方面，雅俗文艺并构成合理的共生机制。在苏轼的创作和思想中，这一大转折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第六章 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
P543
苏轼在以上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独领风骚……然而，若就整体成就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全才」恐怕是极少见的，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尤其重要的是，其文字传达出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其深刻、鲜明的程度远非以上各领域的代表人物所能比拟。……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筑造者孔子和庄生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上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筑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